戏有多大？戏比天大。程蝶衣一辈子也没从戏中走出。

从喜科班逃出来，小豆子（程蝶衣）和小癞子第一次见到了角儿，哭得一身是泪。在观众一片狂热的叫好声中，小癞子满脸泪水的呢喃道：“这得挨多少打啊！”挨打，在电影镜头中，确是科班里练戏时不变的主题。忘记了唱词要打，摆错了架式要打，偷懒喊痛要打，坏了祖宗的规矩要打……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得人后受罪。

最终，小豆子还是又回了喜科班—他想成角儿。可只有一条，“要想成为角儿，只有自个儿成全自个儿。”

袁四爷说：“好多名家都在这出（霸王别姬）上唱栽过。”不疯魔不成活。犹记得小豆子那一句，“我本是男儿身，不是娇粉娥”，为此他到底挨了多少打，谁人去细数过？何况还是孩子的天性。戏班子的深墙大院，除了练戏练唱腔练架式，有什么丝毫乐趣可言？一年又一年，眼见得，雪花落得满身，枯塘又发新荷，不流几船几车的汗，哪来得角儿？

后来，程蝶衣和段小楼真的成了角儿，这一出《霸王别姬》一时间使得满城惊动。

不出名有不出名的颓丧，出名有出名的辛酸。旧时代，在所谓的达官贵人眼中，戏子不过是玩物，无异于斗鸟、豪赌、养蝈蝈，只不过是多了一层矫揉造作的脂粉气儿。曾经一个已经覆灭王朝的老太监就可以肆意欺辱“虞姬”的人格，没过多少舒坦日子，日本人的侵略随之而来，等到日本人败走以后，国民党却摆出一种主人翁的姿态，为所欲为，再后来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又赶上十年动乱的文革。一个个政权似在有声无声的炮火硝烟中竞相更替，而这一方小小的戏园却像是汪洋大海中风雨飘摇的浮萍，俨然成了大大小小的人物窥探的焦点。

“他是人的，就得听戏”，喜科班的关老爷子如是说。程蝶衣是个“戏痴，戏迷，戏疯子”。他不管台下坐着什么人，什么阶级，他都卖力的唱，玩命的唱！他成了国民党口中的“汉奸”，成了红卫兵口中的“封建”。他的戏让他置身险境，他的戏却是他的坚持。即便他被国民党评判为“汉奸”，也未曾变过，青木是个日本人，是懂戏的，他说，“我也很恨日本人，只是青木如果不死，京剧兴许就传到日本国去了。”程蝶衣就是纯粹的唱戏的，他把自己一切都给了那一方戏台。

《伊豆的舞女》中说，日本艺人是不被允许走进村庄的。在此，旧时代艺人的地位可见一斑，无论是在中国，还是日本的近邻—日本。或许，这部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强调艺术的一种纯粹性，更深刻去感知一种历经千年洗礼的文化的底蕴。艺术就是艺术，无论过去还是未来，没有阶级与国界之分。